我的故事 ~ 15. 追寻更好的生活,做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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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visa-china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一路辗转,从未放弃过努力,但更好的生活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吗?我越来越明白,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全部,让更多的人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值得用心和努力!”

我与妻子是在哈尔滨上硕士研究生时相识后来并成家的,然后我们就去深圳工作,一呆就是十多年。我是中医,她是护士,两个人从一无所有到成家立业,之前推动我们到这里的人生目标已基本上实现。人到了这个特殊的年龄,如果没有人生的其他际遇或者大的激变,基本上已经不想重新作出什么方向性的选择了。也许我们只能想办法让现在的这种生活模式更加优秀、美好,于是妻子决定出国留学。

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深圳作为开放特区,最先感受到了来自于不同地方的气息,大概是在97、98年吧,我们先后去了香港、新马泰旅游,这时才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不同,虽然在这之前我们早已从书本、影视中了解过,但真的亲身感受一下,才对这种与中国内陆不同的生活有了更真切的感知,这些见闻与感受既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也成了我们后来选择出国之路的首次心理冲动;而促使我们决定出国寻找机会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当时国内工作的压力太大,那个改革的年代, 医院更是面临着不断的结构调整与各种政策改变,因此我们觉得没有安定感,压力太大,于是妻子决定出国进修提升自己实力,同时也算是一种婉转的回避。最开始是通过深圳的中介联系去加拿大的一个学校读护理,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但就在出发之前,发生了911事件,北美的签证一下全都停掉了,没有办法,我们自己办到了澳大利亚,就这样妻子来到了珀斯,在科廷大学学习护士专业。

当时妻子在科廷先要学习半年的语言,再学习一年的护士转换课程,在这里学习和生活需要一大笔费用,我就和孩子留在深圳,我继续工作,经济上支持妻子。就这样坚持下来,妻子毕业以后花了三个月终于在签证到期之前找到了一份护士的工作,在她面试的时候,国内十五年的工作经验成为她的优势,因而被顺利录用,进入一所医院的呼吸科,成为临床最高级的护士。尽管工作之初遭遇了语言、习惯、工作各方面的困扰,但都顺利扛过去了。

我也在此期间到珀斯探亲。来到这儿之后,很喜欢这里各方面的环境,终于下定决心定居珀斯。不过当时在语言方面还有不小的障碍,要知道虽在国内读大学读到硕士研究生毕业,但中医的学习比较重视中国古代汉语,因为要阅读大量的古籍,而相对地忽略了英语的学习,谁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这样用到它。

我将国内的工作辞掉,和孩子一块过来了。妻子来得早,英语熟练,又有固定的工作,而我却冒冒然然被拽入这边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时间适应和融入,所以刚到的时候主要是做“家庭煮夫”,接送孩子,做饭。这样围着锅边、围着孩子转的生活,开始的时候当然很不甘心,也想努力改变,但一方面是语言的障碍,使得交流困难,更重要的是当时无法克服职业身份的落差,这种落差是在我和这里的中医协会、中医针灸协会开始接触之后形成的。与这些协会之中的一些大师、会长接触后,我发现即使很有本事的人也仅仅是守着自己的一个小诊所,看到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而对比国内自己所呆的三甲医院,心里一时无法认同。要知道在国内,治病的地方私人开的小诊所根本没办法和大医院比,而且大医院也从上到下分了很多级别,三甲医院则是国内最高等级的医院,甚至可以牛到完全不认可低级别医院做出的化验单,可想而知,在这样等级体系下形成的优越感,到珀斯会遭遇怎样的落差。

我一边做着“家庭煮夫”,一边思考自己的工作和将来。在别人的介绍下我也开始做一些工作,比如,工厂、服装厂的活儿我都干过。尽管我当时清醒地认识到也许中医的未来并不美好,但我终究无法完全舍弃我的专业以及自己已经适应的医生的身份,总想着如何利用之前的所学和工作的经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好的生活。于是我决定去科廷大学读一个转换课程,利用自己学医的优势,花两年的时间攻读物理治疗师。

在学习的时候发现,其实绕来绕去,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语言。学习的内容并不完全陌生,比如解剖,国内也学过,但是却面临大量新词汇,其中还有不少拉丁词根的词汇,对于40岁的我来说,真是难上加难。这样的困难在其他课程中更多,比如我选的心理学课,除了大量的专用名词外,最头痛的是和西方严密的分类与逻辑下形成的大量差别细微的心理模式的精细建构,而中医的学习传统并没有从局部的、细节的模式建构。这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我就决定先放一放。

2006年,我得到另一个机会,当时一所自然疗法学校教针灸的老师临时回国,需要代课老师,我就去那里教针灸。我当时还在whitfords的一个做展架的工厂中工作,于是工作的时候就要准备两套工作服。针灸课堂上都是澳洲的学生,当时看到这些肤色和语言都不相同的人聚在一块学习针灸,恍惚间觉得这个情景还真是蛮有趣的,不过肤色和语言却并没有降低他们的学习热情,他们勇于提问,我也热情回答,这样的教和学都挺让人开心的。

这个工作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一份薪水,而是通过这个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我逐渐了解了当地人对于针灸的态度。虽然澳大利亚的主流是西医,但是澳大利亚人也愿意接受针灸这种替代疗法。我慢慢发现,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出去行医了,并且还干得不错,这给我极大的信心。后来我就进入纽卡尔的一个中医诊所。当然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在做过很多种工作之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发现在从事那些体力的工作时没有任何优势。一个最尴尬的例子就是在宜家的一份工作,我在邮购发货的货仓工作,我的同事都是一些人高马大的外国人,站在他们中间我分明可以感觉到他们眼中的怀疑。在搬货的时候,这些老外完全徒手搬运,而我必须借助工具,于是我被鄙视、被疏离了。这份工作干了两个星期,因为实在无法适应,最后我放弃了。这件事使我明白了自己的劣势,同时也让我学会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当医生才是我的优势。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从事不同的工作中,我也知道了在澳大利亚这个社会,凭自己的劳动吃饭本身就是件正常的事情,之前的心理落差也逐渐平衡了。

在别人诊所工作的时候,一方面是积攒工作经验,当然自己也在留心了解诊所的整个流程,特别是随着自己交往圈的增加,英语也逐渐熟练,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终于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在澳大利亚申请开诊所比国内简单。选个地方,出示资格证书,达到卫生管理条件,得到当地市政府的批准,在一个协会注册一下就可以了。中医诊所的开办可以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因为澳大利亚有很多的移民,这些移民来自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于是多元文化就在这里融汇,尽管欧洲的生活方式是主流,但是在这里人们很愿意尝试并了解不同的东西,当然,这种尝试也使得人们的眼光更精准、选择更挑剔,也就是说最有地域文化特色、最正宗的往往受到人们的欢迎,比如说吃寿司当然首选日本人开的寿司店,吃意大利面,一定会先选意大利人的餐厅,而如果想要试试中医、试试针灸,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当然是先选择中国人的诊所。在中国接受的长时间的专业训练给了我底气和信心,也使得病人们很信任我,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实际的疗效,来过诊所的人能够切身体验到针灸带给身体的变化,能够感受到疗效,才会口耳相传,诊所因此很快拥有了稳定的客户群。

诊所的工作也使我对针灸本身有了更深的体会。一般来说,当地病人选择针灸,大都是因为西医已经无能为力,或者是一些疑难杂症,这时针灸的辅助疗法就成为他们的一种新的尝试、新的选择。西医在治病的时候往往是将人的身体根据功能、器官细分为很多类别,然后当病人有某一方面问题时,就去找专业的科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然这样的治疗划分详细并且非常细致,但是当面临一些更加深入化、因为内在的原因而引起的复杂病变时,往往无法彻底根治。比如我治疗过的一个老太太,头痛、耳道感染、鼻炎,有治疗鼻子的医生、耳朵的医生、头痛的医生分别治疗,使用了大量抗生素,局部症状可能暂时缓解,但总是无法根治,不断流鼻涕,耳朵塞,感觉不舒服。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找到我这里,我给她开了化痰的中药,两个星期后,老太太耳鼻霍然而愈。病人在比较之中亲身感受到中医与中药解决了一大堆专业医师和抗生素未能解决的问题。除此而外,中医针灸在治疗一些失眠症状的时候也有一些优势,西医的治疗方法就是不断地使用药物,无效则加大剂量,当然可能失眠症治好了,但是白天的时候就精神不振、头脑昏沉的,这是用一种病症置换了另一种病症,而针灸与中药结合往往可以在避免这些副作用的情况下治疗或者缓解病症。当然我也发现,一些针灸治疗的显著效果也可能与当地人的体质有关,与国内比较,澳大利亚人身体的痛感不是那么敏感,因此在实施针灸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排斥或者恐惧,这样的心理为治疗的展开做了最好的心理铺垫,同时当地人也从来没有做过针灸,因此一开始施针,他们马上就会有一些感觉,然后从心理上就会逐渐接受,这对治疗来说非常重要。有心理的认同,又有身体的感知,中医治疗得到认可以说是可水到渠成。

当然,在澳大利亚用中医治疗有一些事情还是要谨慎,一些中医的治疗方法可能与当地人的认识发生矛盾,比如说拔火罐、刮痧,如果治疗之前没有跟病人说清楚的话,可能会带来麻烦。多年前有一次给病人拔火罐后,因为是夏天,病人肩膀上淤紫的火罐印记一直暴露在外面,连续几天没有消掉,他认为是一种伤害,于是就来投诉。通过这件事,使我意识到在给病人治疗之前一定要充分沟通,把治疗过程中可能遭遇的事情都提前告知,这样的沟通对治疗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帮助。

来澳大利亚后因为所接触的人和事,我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这对我有很大影响,在教会时,我参与了对中国偏远地区的慈善和援助,后来由于教会的变革,这些计划中途中断了,而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华人不愿意放弃对中国孩子的帮助,于是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叫“国际儿童慈善基金会”,我们在西澳的十几位华人申请注册、募捐,有了机构和资金后,就延续了教会之前中断的工作,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这项慈善工作从重庆进一步扩大到了湖北、甘肃、贵州,甚至到云南。从最初资助两百多个孩子到现在资助近六百个。我们的工作方式是直接派志愿者去中国,每年两次,不通过任何组织或者学校,把捐款直接送到当地学生手中。所有办公费用大家均摊,去中国的机票住宿都是自己掏腰包,而捐款资金的来往账目都很透明,中间也没有损耗,因此影响也越来越大,后来悉尼、墨尔本也有很多朋友加入进来。

今年四月我去了湖北、甘肃,十月份我还要去重庆、贵州。当你亲眼看到这些小孩子以后,就会知道他们真的需要帮助,这些孩子生活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父母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出去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孩子很都很聪明,但这样的条件限制了他们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在他们面前,你会感觉到,资助他们,无论是对其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最幸福的,不就是做一件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吗?

虽然身在澳洲,虽然也关心身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但越来越觉得无法放下对中国牵挂。回头想想,为了最求更好的生活,我一路辗转,从未放弃过努力,但更好的生活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吗,我越来越明白,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全部,让更多的人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值得去用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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