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 24. 越老越没活够

• by: Fan Hong & Liang Fen (Eds.)

“只要你能低下头，就能尽情畅饮。”

我，1957年生，却以40岁为分界将生命的前后分为横跨不同半球的两截。前半部分在中国，后半部分在澳洲。四十岁才开始的转折如此的平均，使得无法割舍其中的任何一端，四十岁的分割又如此理性，可以用成熟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两个不同的国家，四十岁出走的又这样特别，中国人越老越留恋故土，我却越老越把世界当成故乡，还想等再老一点到处走走，越老越看不够！

我出生于浙江临海下面的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子的人同一个姓，包括村名。这样的村庄在中国很常见，这既表明在漫长的平静农村生活中，我们祖先大概有很多年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了，同时也是我和祖先、土地、血脉至今无法割舍的勾连。我的名字还是当时的一个女区委书记起的，寓意“既勤且俭”，既暗示着57年建国初期物资匮乏的现实，却又激荡着那个时代“勤俭治国、勤俭治家”的伟大理想。就这样上学、上学，依靠着当时并不多的奋进的渠道，我一步步从乡村来到了城市，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就如当时身边的大多数中国人，不紧不慢、一步一步地走入预定的轨迹。

我当时所在的城市是杭州，这里曾经生活过痴情的白蛇、伟大的文豪、神圣的帝王，在这个城市最中心还有一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湖——西湖，文人墨客的诗句和离人的泪水从没有间断过向湖水中倾注。我和妻子当时在大学工作，空闲时间就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游玩，和今天的城市比起来，当时的杭州还仅仅是一座小城市，仅有几百万人口，也没有太多的工业，也没有到处大兴建设，所以城市很干净、很漂亮，空气也很好。至今最深的记忆就是在假日里我骑着自行车，前面坐着当时还小的女儿，后面坐着妻子，十分钟就骑到了西湖边，在天气好的时候，湖边有着各种各样的游客，热闹、自在、闲散又舒适。这就是当时杭州人的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就在这样自在的生活中，我完全没有意识到生活会在后来大变样。

在1995年的时候，妻子被学校公派到澳大利亚工作，也就在那时，她就有了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打算，她自己在准备的时候，也鼓动我到澳大利亚来，我却立马拒绝了。我想的是，自己年龄也不小了，当时三十好几快四十岁了，完全习惯了当时的生活，还要下这么大决心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其实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我完全不懂英语，无法想象到澳洲怎样生活、怎样和人交流。况且当时在杭州生活条件还不错，如果下定决心到澳大利亚，就要抛弃自己努力多年的成果，和年轻时一样从头打拼，这让我很难接受，所以当时的打算是，再在中国工作几年，等到退休时来澳大利亚就不用这样犹豫和牵挂了。

但，最终我还是来了，是在97年的时候，正好四十岁。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面临选择的时候犹犹豫豫、百虑千思，似乎很难鼓起勇气，但最终解决的方式却是一个突发的偶然的事件，一下就把自己推到一个轨道中，轻轻地，毫不费力。那时面临一个很让人想不开的事情，就是女儿入学，在国内孩子的出生日期会直接决定是否能早些入学或者再晚一整年，也就是说，在这个固定日期之前出生的孩子就可以与同龄的孩子一样准时入学，如果哪怕晚几天，结果就是要晚一整年才能进学校，而很不幸我无法决定孩子的出生日期，我的女儿成为后者，但她的学习一直很好，我就很不甘心她比同龄孩子晚一年，这种不甘心在国内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就这样，为了这件事，我终于下定决心来珀斯了。妻子帮我们办，我们就又在珀斯重新聚合为一个完整的家。

四十岁，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三十岁时，在中国我以为自己基本上安身而立命了，但四十岁的时候，一个完全崭新的开始却使我却重新陷入了疑惑。刚到珀斯的时候真的很不适应，为什么，也许生活在这里的人很难理解，珀斯太冷清了。记得在杭州的时候，街上有很多人，单位有很多人，大街小巷有很多人，假日里公园湖边也有很多人，当时曾经一度还觉得太吵闹，很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而到了珀斯，清净是找到了，可太清净了，怎么会如此安静，不管白天晚上，除了商业区，街上很少见到人。这种清净一度让我不适应，甚至很怀念杭州热闹喧嚣的菜场。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像我这样从小就生活在周围三代以上为同一祖先的同姓村庄中，大家相互串门、寒暄，我们在和别人尽情地交流中建立了价值和认同，即便是到城市中生活，不大的城市把很多人糅合到一块，所以虽然偶尔想清静，其实骨子里却又离不了热闹，受不了孤零零和他人无关的生活。

更大的难题还是怎样重新开始完全崭新的生活，当时妻子还在读书，所以我要养家糊口，就必须工作，不会英语，怎么开始工作就成了一个大难题。一个认识的朋友要去新加坡了，他很放心我的为人，于是他把自己之前的工作推荐给我，就是在工厂中和一群马来西亚华人一起削洋葱。因为周围一起工作的大都是华人，工作也很简单，于是我完全抛弃了在中国所学到的和从事的，四十岁的时候，在澳大利亚从削洋葱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这份工作开始工资并不很高，每小时11.5元，每天工作8个小时，但一般5个小时就能结束。在干了三个月后，洋人老板就让我去做工头了，我又干了一年半工头。

很难想象不会英语还能当工头，其实工作本身就很简单，完成好订单就行。在那段时间妻子要读书，女儿要上学，她们的时间都很固定，我八点45分送女儿，下午两点45分接她回家，还要抽空回家给妻子烧点简单的饭以免耽误她上学。我一面工作，一面在间隙完成这些既定的任务。在国内的时候很难想象自己竟然如此强大，但时势所逼，我成功地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又完成了家庭妇男的任务。到后来第二个女儿出生了，仍然是我带，经常在工作的时候把她带在自己的身边，人的潜力就是这样强大。逼迫着、习惯了，也就没有不可能，根本没来得及去想累不累，受不受得了。这份工作直到工厂卖掉，我虽然又继续工作了两三个星期，但因为工作时间长，工资也不多我就没有再干了。

也曾经有机会给一个台湾老板打一份体面的工，想派我去当厂长，我在国内从事的管理恰好找到了用武之地，但那位老板计划开设的铝锭制造工厂却因考虑不够周全，在工厂的建设进程和排污用水方面有很大问题，最终计划没能实现。这是我曾经打的一份最大的工，但最终没有结果。

在澳大利亚工作、生活，其实更是在观察和体验，在珀斯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事就是警察与小偷的故事了。我在工厂里干活的时候有小偷进工厂偷东西，我赶快报警，警察到了以后不是马上组织抓捕，却在工厂外面大声通知小偷出来，听到警察如此大张旗鼓地到来，小偷当然悄悄溜走了。于是我发现这里面有一种默契，警察并不是来抓小偷的，他们只是制止了一起犯罪，而小偷只要悄悄溜走也就没有太大问题。甚至有一次我们抓住小偷之后，警察来了，认为小偷还不到18岁，就把他放了。警察显然很仁慈，包括对小偷。

我一直在想，这是否用一种极端的例子证明了澳洲人的友好呢？从中国来了以后，很深的感受就是澳洲人经常会不求回报地向别人提供帮助，对别人会无条件地信任，人与人之间并没有紧张地相互防备，人与人也很和善，哪怕素不相识的人街头偶遇，也会以微笑相互示意。如果遭遇了不愉快的事情，这里的人也会婉转而极具耐心地暗示，哪怕他们心里并不舒服。比如说我们把他们的地板弄脏，他会说这样会不好看，而不是批评、指责与爆发。在人与人的相处方面，澳大利亚人还是以其较高的素养忍耐并消解了相互之间的矛盾。

而澳大利亚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感受并深刻地认同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在国内的时候，无论是工厂、公司还是社会中，职业的划分并不仅仅是代表着分工的不同，更意味着身份、地位、甚至权力的差异。显然管理者显然是掌握着权力并拥有身份和地位的优越感，而劳动者则恰恰相反。服务业显然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并不高贵的职业，因此哪怕去饭店吃饭，对服务员也可以任意呵斥。在澳大利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是最为核心的一种认识。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职业仅仅意味着分工的不同。所以金钱、职业、地位的差异并不构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歧视。最简单也最表象的一个改变是——在澳大利亚我的穿着越来越简单和普通，就和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一样。

这种平等与相互尊重缓解了人与人的紧张与社会的压力，在这里富过穷过都可以过得很自在，人可以毫无压力地过自己本然的生活。当然这种安然自在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实在澳大利亚生活是一件并不很困难的事情，并不一定你优秀了才能很好地生活，只要你能吃苦，肯干，总能过得很好。这样的日子消磨了人的虚荣心，也消解了生活的压力，而我也习惯了在自己有余力以后更多地去帮助别人，这些都是在澳大利亚生活这么多年以来潜移默化的改变。

也许，听了上面的介绍，你们会以为我已经完全认同并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或许是因为四十岁的人生分割太平均的缘故，所以我既无法决然地抛弃前半部分，也无法安然地融入后半程生活。直到今天，我的英语依然很差，算一算，我已经在珀斯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了，但似乎是竖起了抵抗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样，我依然在暗地里拒绝这里的语言。而且，直到今天，我还拿着中国的护照，在身份上，我还是中国人。中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但我依然还在守护者前一个身份。我也会经常回国内，去和朋友、亲戚、兄弟姐妹相聚。虽然分开日久，但时间和空间却并没有拉开相互的距离，我们还是那么友好、友爱，一如分离之初。甚至我与兄弟姐妹的感情都让我妻子有些微微的抱怨，似乎因为虽然和她一直生活在一起，心的一部分却永远地分割在中国，在兄弟姐妹身边。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老家的传统，养老归根要靠兄弟姐妹。或许是四十年的生活根扎得太深，舍不得放弃。又或许是虽然澳洲改变了我，虽然我认同并欣赏着这里的一切，但却无法彻底融入。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到现在还没想明白。

但我是彻底的中国人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毕竟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是澳洲人了，这些后半生与我最亲近的人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澳洲。特别是两个女儿，她们吃着这里的食物，说着这里的语言，长得比我们小时候都高大。她们从生长的环境里早已认同了自己的身份，尽管她们汉语也掌握得很好，还得回杭州去读大学，但在心理上却离这边更近一点。当然，也许是我想得太多，快六十的人总是会想很多，也许，不管是澳洲人还是中国人对于更年轻的她们根本不是问题，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她们来说，世界的分割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而我，却曾经一度无法摆脱对于自己及身份的定位，变化剧烈的时代刺激我更多地思考。这种变化其实从中国就开始了。出生在物质匮乏、勤俭奋进的时代，后来却一下迈进了商品丰富、高楼遍地的城市，这个变化就足够大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这种变化，却一下又被命运推入到大洋彼岸，听着不同的语言，和不同肤色的人打交道。我又比一般的同龄中国人更多一重变化，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好长时间以为自己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也无法得到答案，但其实我的心早已做出了调整和选择，现在的我，把中国和澳洲都看做自己的故乡，却并不执著于任何一边。中国人也好，澳洲人也好，无论是身处何处，都不要纠结，哪有时间纠结呢，已经快60岁了，父亲也去世了，在中国的同学同事也一个个走掉，死亡教会了我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无论在哪里，身处之地就是故乡，珍惜眼前的时刻，尽情地欢乐相处。

老了吗？在中国60岁就被打上老人的标签了，但澳洲的生活也让我努力过一种对身体更健康的生活，饮食、锻炼，澳洲让我认识到身体的重要性。越老，越没活够，还要高兴地活下去，四处走走。正是走出了中国，才知道世界真的很大，不是地图看到的那么小，更不是电视上演的那么浅，真实的生活体验既深刻，充满着切肤之感，又浩瀚，在细微之处往往为有心的人藏着惊喜，看不够。所以我还要到处走走，中国、外国、沙漠、高山、庙宇、乐园，我不但自己走，还鼓动着妻子。

你瞧瞧，生命的割裂并没有把我压垮，反而找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从一切生活中汲取清泉，只要你能低下头，就能尽情畅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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