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 17. 最独特的个人声明

“多年后的我，回想起当年在墨大法学院面试的场景，仍会觉得，那是岁月里，最好的自己。”

没错，在选择学法律之前，我的确有过几分犹豫和挣扎——学医这个声音一路伴随着我成长。三岁半的时候我父亲就生病去世了。所以，小时候的我是跟着妈妈和奶奶长大的。家里兄弟姐妹四个，一路走来，没有父亲。没有父亲的孩子，不单单会有生活物质上的问题，还有精神上的欠缺，那是长期以来内心对父亲的思念与渴望。所以，学医救人这个意愿曾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支撑点，因为我曾一度想着，再也不要让别的孩子也遭受没有父亲的痛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家里人有那么多学医，这种朴素的动力都跟父亲有关。另外，相信您也看到了我的简历，我之前都是做外贸的，不论这是否关乎人生际遇问题，但毕竟也已经做了将近10年。您肯定会问我，为什么要来学法律？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所以，我的心里早就准备好了答卷。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也许法律比医学更适合我。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内心的声音。学医固然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毕竟是由家庭背景转化过来的动力；而法律则不同，这是我的个人期望，是我众多所好中的优先。人要尊重内心的偏好，因为那才是今后永久的鞭策。

法律和外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辅相成的，有了体系和制度的保障，生意才能更加兴旺。而学了法律，我也想看看将来能不能在中澳两国的交流上有所帮助。对，就是两国的交流，国际之间的关联。

说到这里，老师您突然开怀地乐了，笑着说你好大的口气，你的这份儿声明可是我有史以来看过的最独特的。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憨憨地笑。或许是因为老师想仔细看看我那“忧天下”的操心，面试还没结束多久，我就被告知我被录取了。

我曾经一度认为，没有人可以仅凭一己之力站立，每个人都在自己所在的土地上寻找那个可以用尽全身力气去拥抱的对象，并希望这个拥抱可以让自己变得安全、强大甚至完满。从91年最初来这里，到97年拿到永久居住卡，再到2005年载誉回国，在如今的这片土地上，我算是成功的——全澳共有600多名律师，从中国来的只有两位，而能在墨尔本这种顶级律师所担任特别顾问的，我还是头一个。虽然已然称得上跻身于主流社会，但我仍旧觉得不安，仍旧继续在寻找那种让我内心完满的东西。慢慢地，我想我琢磨出了这种东西应该有的名字，民族社区。

对于自己的定位，我一直是明确地设定为“中国人在海外”。漂洋过海，我来到这片土地。这里的语言，我想学习；这里的习俗，我想了解。我积极交流，我努力融入，但无论怎样，我从来不觉得失去了自我。也许我的口音被矫正了，也许我的习惯被改变了，但我自始至终明白我是中国人的身份。就好比我的名字，“黎明”，父亲取之于早晨出生之时，我一直沿用到现在，从未更改。有人跟我说，你该取个英文名，在西方的国家，就该有个西方的名字，交朋友便于熟识也好，对于律师的工作有利也罢，至少能让别人在见面时立马就记住你。而我总说，没那个必要。可能我的名字不太好记，但若人家真的有心要来认识，也是能够记住的。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起一个我父亲不知道的名字，这是一个纪念，也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从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名字是从来都不改的，也是不可以改的，中国人嘛，就用自己中国的名字。

但澳洲人既然热情地将他们的生活曝露给我，那么，我也就骄傲地敞开我们华人丰腴的臂膀，将那迷人又深邃的语言，将那博大而深厚的文化，将我那弥漫着水的柔情和夹杂着古朴气概的南方文明（我是福建莆田人），一并奉上。

刚开始，免不了会有排斥，会有误解。白种人的社会，对亚洲的面孔，总会多少有着优越感和抵触感。在之里，我的同事总会说，除了工作，外面就没有什么交流了。是的，最开始的交流总是那么的不容易。但一旦他们真正尝试和我交流了，他们会说，原来和中国人交流也能这么顺利啊。此时的我，才被真正地当作一个平等的人了。理解只有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才能畅行无阻。中国人怎么在别人的土地上，在异种人的文明里存活下来，首先要得到的便是这种真正的尊重与理解。而我的野心可能更大，我不仅要存活，更要活得好，活得为祖国争光添彩。在大浪淘沙中，我像分子般吸收壮大，等我凝聚成了更完美的形态，我就能以更好的姿态展示自己。而千千万万的分子，便能成为那磅礴的浪潮，反过来推动整个中国文化的革新，推动一代国人内心的革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需要民族社区的原因了。

我们需要的民族社区，必须有着鲜明的标牌，它有五星红旗的颜色，它有华夏的颜色。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不能说我们的后代都全部成了澳洲人了，这不是我所想的，从文化上来讲，怕也不是澳洲人所想的吧。这个民族社区，要对差异表现出包容和融合，要对同化表现出坚韧和独立，这才是它该有的风格与气魄。

从墨大到现在，从对法律一无所知到现下在澳洲法律界卓有成就，那份最初的个人声明一直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作为最早一批公费留学的知识分子，我清楚自己该有的责任。犹如项羽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若一无所成，我也无颜回国。所以，一路走来，磕磕绊绊，这份曾被老师戴了高帽的声明，却是一路指引我奋进的明灯。我是做法律的，那么我就在法律上为了它尽我所能。澳洲的法制，有太多让中国艳羡的地方。但中国的人情，却也让社会运作得亨通自如。澳洲的法制若能与中国的人情坐下来相互切磋，想必则会是美事一桩了。

多年后的我，回想起当年在墨大法学院面试的场景，仍会觉得，那是岁月里，最好的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同一个说法：“真正的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改变。”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你才能和异质环境停战，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也不卑微”地与你所在的土地温柔地媾和，小至个体，大到国家，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