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 8. 中国农村娃至澳洲大学教授
“我衷心希望中国和澳洲的国旗同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
在国内时，我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工作。在出国前参加培训班学习英语的时候，美国教会派来的英语老师，从《圣经》中给每个人取了个英文名字，他叫我迈克。
我是从东北农村出来的，父辈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的家乡阳明堡乡，当年是炸日本飞机场的地方。自从1976年高中毕业，就在村大队部做团支部书记，当民兵副指导员。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大部分高中毕业生开始考大学，虽然我是在县城里读的高中，但对数学、物理和化学，尤其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都分不清楚。当时的农村学校，上课很不正规，也没有教材，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又担任行政职务，几乎没时间复习，所以特意回到县城高中复习了三个月。对报考上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一无所知，只知道男孩子学工的多，因此，所有的志愿我都报的是工学院，最后一个志愿是山西师范学院物理专业。录取通知书下来才知道，每个省里都有一个重点师范院校，和重点院校同时录取，只要你是服从分配都能被录取。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心想只要能考上大学，以后就会有工作就会有饭吃，无论上哪所大学都行，上师范大学更好些，没有学费，国家还给每个人发粮票和补助金，因此就服从分配了。被山西师大地理系录取了。天啊，肯定是打错字了吧？物理和地理就差一个字，我急三火四，忐忑不安地跑到太原招生办想问个究竟。自己心想肯定是他们搞错了。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搞错，地理系就是理科。他们还说地理系是师范院校里最好的系，毕业后不用当老师。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地震局、水文站以及国土局工作的专业，当时还挺高兴。那就学地理吧，入学之后，我很努力地学习进步也很快。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通过考大学，金榜题名，在我一生中，那个录取通知书对我是太重要了，它意味着自己可以永远离开农村，可以找个吃商品粮的老婆，不会一辈子呆在农村，面对黄土背朝天了。上大学以后，从一无所知，到慢慢喜欢熟悉大学生活，那时候77、78级学生学习都特别努力，自己更加倍勤奋，被推选当学习委员，学习委员成绩必须拔尖才能在同学中有威信。我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毕业的时候，平均分最高。那时教师知识水平教学质量不是特好，大部分老师是从“五七”干校回来的，上课照着书本念，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用功自学。英语都是零起点，第二年我就参加英语竞赛，非英语专业竞赛组我就榜上有名，在我们系是唯一获奖人，学习劲头越来越足。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说可以报考硕士，就开始准备。考试结果，我同时得到了物理系和化学系两个通知书。我是地理系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全校一共考上三个。来自小地方的我，考的是中科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在当时已经够出色了。拿到这个通知书，激动不已，考上大学是我人生第一大转折，考上硕士算是锦上添花了。
研究生读了三年，毕业以后，分到中科院，单位很器重我，但要想出国学习深造那可不容易。作为国家第一批人才，单位不会轻易把人放走的。科学院出国名额特别多，我工作了三年，才拿到一个公派名额，做访问学者。我选择了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导师是一个亚洲问题研究所的主任专家。这一年期间，我们在一起交流共同做了一个项目，当时他提出一个新的理论，研究亚洲城市化和城市群的特征差异，很多学生参加这个项目，其中有研究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及澳洲，我选择研究大连沈阳城市群，及新加坡城市群。导师当时鼓励我考托福，我得到一个奖学金，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由于当时我妻子和孩子还在国内，犹豫自己是否继续念下去? 那时送到手的绿卡我都没敢要。考虑到家庭就必须回国，因为我是第一批研究生毕业，第一梯队培养对象，国内单位对我的待遇也非常优厚。就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导师帮我解决了一切问题，让我没了后顾之忧，所以决定留下来。导师在研究亚洲问题方面很出名，所以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文化参赞去中国之前都要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座，他就给学校写了一封信，高度称赞我，请求帮助解决我家属和孩子的签证问题，由于这封极好的信，我妻子和孩子就拿到了签证，我也申请到了读博资格。
读博士时还是挺艰苦的，尤其我是读社会科学，文科在西方，在这个行当里面，你要做学问还是挺难的。1995年做完博士论文，开始找工作，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墨尔本大学任教职位。当时我和温哥华的一位同学，同时得到这次面试的机会，同学是个洋人，讲地道的英语，我心想自己可能比不过他。面试定在洛杉矶，当时那个系主任，还有另一个澳洲学生，一共5个人被选参加面试，我想我更不可能了，就很放得开，越放得开就越答得好，最后准试的是我，挺意外。时隔多年，我还记得当时面试官对我说的话，他说，系主任和教授们都很喜欢我，喜欢我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因为我是中国人，研究中国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精通，因此，把这个位子给了我。那时候我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这回可算是我人生中第三次重要转折点，决定了我和家人未来生活的去向。
来到澳大利亚，一切还算顺利，在学院里的亚洲研究课题组，我更多侧重亚洲发展、环境问题、农民工问题、水资源问题的研究、粮食安全问题，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城市化发展问题，我们都经常有所合作。慢慢地就从讲师晋升到高级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之后负责管理教学，担任了一段行政工作。再后来，主要担任国内一些社科基金项目，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10个人，最近两年与他人合作出版三本书和十几篇文章，最忙的时候是既做院长，又带研究生，国内外都有项目，学术压力也比较重。
我从中国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到澳洲，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像开车左行右行还得适应一段时间呢，但在这边工作生活更放松些。澳洲物价很高，特别是汽车价格很贵。做学问方面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在中国是靠单位给职工分房，在这里是租房住，打工赚钱等有能力就可以买房；在国内研究生、年轻的老师周末加班，挑灯夜战都很普遍，在澳洲，周末来办公室上班的，除了我没有其他人，最晚离开办公室的人还是我，这些就是差别。第二个差别，在这里教研究生，一门课一个星期只上两个小时，外加三个到四个章节的阅读，一个小时讨论课，一个星期如果超过两个阅读章节，学生就会投诉老师。其他方面，诸如价值观、隐私、交友等跟国内没有很明显的差异。
从农村考上大学，从一个轨道到另一个轨道，就像是变轨似的，一路走来还算顺利。对我来说，除了几个大的转折点之外，其他没有太大的曲折。最终选择到澳大利亚，选择了把自己的后半生扎根在这里，这一切都好像是天意，又像是命运之神的安排。我早起晚归，用英文上课到提职，买房卖房，拆了又盖，折腾几番，不算不顺利，过着平常人家的生活，我也感到很心满意足。
当然在学术领域里，也得遵循一些游戏规则，要学会你怎么进入角色，无论是本土人还是外来人，你要往上走就必须懂得一些游戏规则，包括发什么样的文章，做什么样的研究，哪方面的项目有重大意义，怎样才能拿到项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博士毕业工作几年之后，我取得了指导博士生的资格。我和同事的关系都处的很好，我们一起做研究项目，可以说是我把学院有关对亚洲及中国的研究带起来的。现在开设有关此方面的很多课程，我现在也带学生去中国上野外课，做实地调查研究与分析。当然今天的成果是我和同事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完美的合作取得的。取长补短，勤学好问，向同事请教及时切磋，慢慢丰富自己，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使自己在大学站稳了脚跟，让自己心里踏实了很多，觉得自己在一点一点的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逐渐的把澳洲当成了自己的家。
但是中国人和澳洲人还是存在着文化差异，有人把我们叫做香蕉人，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这批人是80年代初到澳洲的，具有东西方人共有的思维方式，很有潜力，转变的也很快。但有些中国留学生，只按照中国人思维，没有冒险精神，做事不按照导师行事，总得让导师牵着走，这是我到澳洲来在教学上遇到的难题。我带的第二个博士生，他不按照一步一个脚印、有条不紊的去做研究，我尽力帮助引导他，但他还是没有按期完成，而自己却偷偷摸摸干另外的事了。这是我作为博导很失败的一个例子。但我觉得这是文化导致的。我带出来博士毕业生成功的很多，有在昆士兰大学研究中心做主管的，相当于大学研究办公室主任 , 还有几个成为大学教师。教授多年的经验是，澳洲学生很懂得课程的程序，他们与导师交流探讨问题是更主动。当然作为中国人我还是一直在尽量保护着中国学生，但又不能太过于人情味。多在暗中保护，不能轻易让别人觉察出来，我一直在努力培养中国学生的冒险精神，指导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我是二十七岁那年来澳洲的，虽说还有些稚嫩，但我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成熟了，如果完全放弃我自己，我就不是我了。因为我觉得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生意，任何一个人，都要先有自我。没有自我，就没有价值了。玩游戏也要按照规则玩，之所以我能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因为我有中国背景，懂中国文化，接中国地气，他们很难找到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我可以带着一帮人回国做研究，他们很尊重我对科研的方法，很器重我，但我始终淡化自我，同时强化自我。
在澳大利亚大学里，作为一个中国人，带有的是中国文化，具有中国脸的教授，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觉得是一种自豪。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大学的一个国际化战略会议，大学校长出席了，当我自豪的介绍中国市场的前景时，校长觉得很新奇，他需要了解这方面的动态。他还点名让我讲，那是一种自豪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如果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开玩笑，他们的话题包含很地道的本土文化，他们喜欢谈球-曲棍球、橄榄球等，而自己对他们的话题，对本土文化不甚了解，心里就会有不太爽的感觉。在我们研究纯理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常抽象的词，有时我就只能理解一多半，有时甚至更少些。当他们玩文字时，我会感到尴尬。我不了解他们的文化，不了解明星，对新闻里的体育永远不懂，不了解。有人问我是否进入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我的回答是一半一半吧。出席正式的宴会，与同事聊天，一起喝酒、打牌，与他们交往，开个玩笑，这些都是能进入当地人的圈子的。还有一半，不是说你进不进去，而是你想不想进去。我有我自己的圈子。周末在一起吹吹牛皮，喝喝白酒，如果有老外在场，那会有点扫兴，因为他们不会喝白酒，那时候自己的感觉是，他们才是我们生活圈子里的“老外“。
什么是主流？主流社会的定义又是什么？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主流，因为即使是澳洲人，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圈，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
有人问我说过：“像你这样的墨尔本大学教授，你不在主流谁在？”我一直自问，到底有没有主流社会呢？首先要定位一下什么是主流，一个人是各自那个主流的一部分，在我那个小圈子里面，我就是主流。在墨尔本有百分之十的中国人口，甚至更多些，在我的大学校园里，百分之二十都是华人，讲北京话，天津话，那我们就是主流之一。传统是一个广义的，全球城市下的主流和非主流，如果按照狭义来说，只有本土西方文化才是主流，在多元文化这个背景下定义的主流。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其一部分，但不是我的全部，意大利人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也有别的文化的穿插，有文化趋同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不会为此感到困惑，我没有感到被边缘化。我可以进入所谓的主战场，也可以撤出来，如果这个叫边缘化，我还愿意被边缘化。文化不存在主流，因为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文化本来就存在，没有优劣，没有主流非主流，每个文化都有同等价值，这是最基本的，也是肯定的，但是政治层面确实有主流，有利益冲突的。因此，主流是指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而言的，是政治游戏而已。
来澳洲打工的人，他们本身住的也很好， 但就心态来讲，他们对主流和非主流更敏感，更在意，更愿意把中间的这个线划分清晰，我们如果已经在这个主流里面飘了的话，看到的是微观层面的，对中间这个线我是不在乎的，我认为这个线是不存在的，可以跨过去，可以退回来。有些人觉得很难逾越这个线，觉得这个线是无形的，总觉得另一边邻居的草坪永远是绿的，那就只剩下渴望而不可及了。
当有人问我，“澳大利亚和中国，哪个是你的家？”我会说，澳洲是我的家。而情感家是在中国。我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但当回到中国的时候，那里的一切又让我感到不那么习惯。我觉得祖国是祖宗的国，不是我们现在的国。
我一直在问自己，假设有一个机会，让我回到中国去工作生活，我还能融入中国文化吗？我每年回国四五次，我懂酒桌文化，熟悉人情世故。就连父母领着很小的孩子下饭馆，把服务员指点的团团转的行为都习以为常。但在公共场合又听不得大呼小叫，忍受不了不排队的现象。自己觉得在国内生活会很疲惫。我已经不习惯拜金主义，不看重职务升迁。那种不舒服、不习惯让我觉得自己成了个陌生人的、与中国文化习惯产生了隔阂。
虽然我走进澳洲文化，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现在是三个大学的荣誉教授。把自己的研究项目与中国的几个大学结合起来，我诚心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博士生，通过我的指点，帮助他们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名列前茅。通过自己的教学增进中澳洲之间的友谊。我是中国面孔澳洲公民，一颗中国心，一个澳洲情结；我希望中国和澳洲的国旗同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在这片绿草成荫，鸟语花香的土地上以平和的心态，放松的自我，畅想生命之歌，感受阳光、大海、人性、天地中所有的神奇与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