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 20. 特殊代表

• by: Fan Hong & Liang Fen (Eds.)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愿做一个特殊的代表，也努力做好一个特殊的代表，希望能以我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个中国人在澳洲该做的事。”

我的老家，在苏州的张家港，传说是当年元朝时蒙古人打仗到过的地方，盛极一时。破落以后，很多人隐姓埋名留了下来，而有一支人就改姓，成了缪姓家族。所以，我们缪姓人实际是蒙古人的后代，还是成吉思汗阏氏的那一支。每当说起这个，我总觉得，自己与生俱来就该干一番大事，先辈遗下的德泽，该好好珍惜。

我是1993年来的澳大利亚。用四个字来形容我来澳洲的原因，那就是“曲线救国”。1990年我毕业于北京的一所大学，继而就去了加拿大位于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我的硕士学位。碰巧那时，加拿大的家属探亲签证出了点问题，我妻子连去那里看我都去不了。也是机缘巧合，又加有点郁闷为之，本想留在加拿大的我一气之下申请了澳洲这里的技术移民，结果，还真申请上了，接连着1993年我们全家也都顺利地办好了移民。于是，我就“误打误撞”地和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牵扯上了关系，现在看来，还是一辈子。

其实来之前，我对澳大利亚一点了解都没有。如果说有那么一点点了解，那就是我还知道悉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歌剧院， 除此之外，连澳洲的东南西北有哪些个城市都不甚知晓。只是单纯地因为加拿大留不下来，才跑到了这里。说来真有一种被“发配”的感觉。所以，自然而然地，澳洲给我的第一印象，也不是那么地可亲可爱。说是技术移民，只是可以过来，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但来了以后做什么，还是要我自己选择。对于我来说，读书这一条路立马成为了眼前最明朗的选择。既然已经在加拿大拿了我的硕士学位，我当然不想放弃。幸运的是，我在悉尼的Macquarie大学遇到了我在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师姐，她那时已经毕业，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海洋学院做副院长，她说她手上正好在研究一个课题，是Macquarie大学和CSIRO联合搞得，也能提供比较丰厚的奖学金。我一听，既是专业对口，还有学姐帮衬，也有资金支持，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很快同意了，开始在Macquarie大学攻读我的博士学位。因为跟着师姐做课题，而师姐后来辗转把实验室搬去了堪培拉，于是，我也跟着跑去了堪培拉。在1996年快读完的时候，有一次偶然发现当地的气象局正在招聘预报员。我做得都是跟气象有关系的理论研究，便毫不犹豫地申请了，也成功申请上了。

从1996年底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六七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待在气象局里。从申请成功到培训上岗，再到主持预报，我在堪培拉气象台做了整整五年。因为主持天气预报，要上电视，上广播节目，说起来我也成了当地的一个小有名气的人。更重要的是，我算是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人里头在这气象局唯一做过预报员的。别看预报员小小一职，看似平凡，其实是要担负很多压力的。澳洲的气象局和中国的气象局不同，除了负责播报日常的针对于普通群众的天气状况之外，航空、国防等其他很多方面也在管辖之内，可谓责任重大。在这五年里，我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天气事件，雹暴，大雾，冰灾，甚至也给澳洲总理导航过，当然这其中也免不了有过很多错误的预测，大大小小，起起伏伏，直到现在做到澳洲国家气象局的项目主管，一路走来，这里面的艰辛，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也许正是因为身处这个位置，很多时候会置身于国际舞台，我必然地会碰到很多常人所碰不到的事情。每当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疑惑在我脑海里盘旋。我往往想，我到底该属于哪一边呢？我的身份该怎么表现？譬如，有一次，我去参加联合国的一个海洋会议，讨论有关海啸的事情。这是非常正式的会议，两年一次，全球各国都要派代表参加。我作为澳大利亚国家气象局的代表出席，同次前往的还有澳洲地球科学局的两个代表和我的另一个同事。当然，这里面，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中国海洋局包括香港天文台共派去了六个代表。在那里，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座位是紧挨着的。光看面孔，其他人一定也会认为我是属于中国代表团的，但事实不是，一看我前面的名牌，才发现我是属于澳大利亚这边的。于是，有点奇怪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一个中国面孔坐在澳方的位置上，代表澳方和中国协商和洽谈。在这个会议上，新西兰是主席国，中国和日本是副主席国，所以，中国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而澳大利亚，只是一个会议成员。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澳大利亚想要争取南太平洋的主动权，就这个会议来讲，它想成为海啸的控管中心，这样有利于它的政治发展，这是澳大利亚的立场。但这样一来，必然也会影响到周边各国当然包括中国的利益。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场合，我突然发现，立场就决定了一切。不论我的心里是倾向哪一边，不论我是否能理解多边关系亲疏和利益纠葛，只要我站在了澳大利亚这个名牌的后面，我就必须代表澳大利亚说话。有时我会想，是不是自己可以保持中立。但往往在那种时候，我已经没有了自己，因为我的潜意识总是提醒自己，我是在为澳洲政府工作，固然必须为澳方说话。也许会有无奈，也许会有抵触，但很多时候，我必须要做出一个明确的表态。您若问我，有没有那么一分钟，哪怕几十秒，我想我能做到中国那边的位置上去？当然有。但纵然我走过去，用中文和中国代表团成员交流，聊聊天气拉拉家常，我还是有意无意地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和他们显得那么熟络，表现得也不是那么亲昵，因为我知道，虽然可能只是一个位置的距离，但就足够我要跨越千山万水。而又如另一次去巴厘岛做有关海啸的准备工作的考察，我再次感受到自己的特殊性。印度尼西亚邀请澳方去他们的海啸控制中心做访问，我作为澳方的官方代表前往。而当他们接待我们一行人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因为我们一行四个人，都是亚洲面孔，说得更形象点，那就是长得几乎和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却是澳大利亚的代表。他们开玩笑说，以前接待的澳大利亚人可都不是长的这样，今天的这个会议可真有点特殊。但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肤色的相近，就降低了这个会议的严肃性。相反的，他们比以往更加重视了这个会议，热情地接待，严谨地讨论，一切都做的十分周到。他们也许很快便察觉出这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是中国人，但并不会因为这一点，而觉得你们是为中国说话。当你表明你的立场，他们会比其他人更加尊重你，敬佩你，因为你是特殊的。他们会认同这种特殊性。在他们眼里，肤色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代表的立场是哪一边，代表的官方是哪一个，这些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在这种国际时刻，我尝试着尽量减少我的个人情绪，尝试着努力克制我的私人情感，这样，我才能更清楚地让自己知道，我该做什么。

当然，并不是说，我身为中国人，就一定要做跟澳大利亚立场不一样的事。其实很多时候，每当我以中国人的面貌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时，我感到很自豪。因为这说明，我在澳洲也能做到有一个体面的立足之地，这是我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是为中国人争光的体现。

如果说到“家”，那么我会说，家当然在澳洲，这里有我的家人，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圈子，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实，那么活生生，我不得不承认。但这是我的小家。说到中国，那是大家，那是我的“根”，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是我流淌着炎黄子孙血液的家园，不论我身处哪里，我的心都紧紧系着那里。这两边，不该以一种敌对而又冲突的状态在我的身上呈现，因为哪一边都是我无法割舍和抛弃的。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愿做一个特殊的代表，也努力做好一个特殊的代表，希望能以我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个中国人在澳洲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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